2012年第一期&第二期
发布时间: 2013-11-29 浏览次数: 549
前 言
    “读书或书籍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而在一些不大有机会享受这种权利的人们看来,这是一种值得尊重和妒忌的事。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林语堂《读书的艺术》
    读书原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活动,当前却越来越成为一种“集体行为”。 功利性读书成为普遍现象,其作为一种休闲方式正在退场。一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它的精神境界。在浅层次的书里汲取养分,只会形成浅层次的认识水准。 1904年,卡夫卡在给朋友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中写道:“人们只应该读那些咬你、刺痛你的书。如果我们所读的一本书不像一拳打在脑门子上那样让你警醒,那读它干嘛”?
  《好书推荐》栏目每年不定期编辑刊出,其宗旨:在提倡多读书的前提下,希望我们大学生读者慎重地选择图书,多读经典,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远离世俗庸俗读物。
 
 

2012年第一期

    记得我国一位著名作家曾说过,我国了解日本,远逊于日本了解我国,本栏目编者通过介绍《菊花与刀》、《刷盘子还是读书》、《激荡的百年史》,从日本的民主性格到经济的崛起全面解读日本。

 

1. 《菊花与刀》
    如何理解日本这一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却又迥异于中华文明,并给中华文明带来过深重灾难的日本文化,是最值得中国人关注的课题之一。历史的耻辱和现实的差距,使得许多中国人在“面对和思考”日本时,冲动的情绪远远多于理性的认知。偏见是浅薄、脆弱的,只有理智和平静才能给人以力量。
    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和分析,以优雅、精彩和细腻的文笔,揭示了酷爱栽植菊花和佩刀的传统日本人,一方面文静而崇尚美感祥和,另一方面身临战争状态时又似刀剑般地凶猛,这种二元化的民族性格,在书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从比较的角度出发,认为欧洲文化是“罪文化”,日本文化是“耻文化”,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欧洲的宗教把将惟一上帝信奉为绝对的存在,而日本则是多种教派并存,而且一个人同时又可信奉多种宗教的缘故。在其看来,“耻文化”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而“罪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是对群体规则的依赖。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约束来自内心,是对上帝的法则的敬畏,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得到解脱。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的分析是否被当时的美国政府作为政策选择的依据,不得而知,不过战后在美国的许可下,日本的确保留了皇室制度,也保持了日本天皇免除战争罪责的颜面。本书是解析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名作。本书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深受好评。了解日本和日本人的公认最佳读本,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被日本学术文化界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 被翻译成英、法、中、日、西等20余国文字,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
馆藏分类号:G131.3/1  

 

2.《激荡的百年史》
   《激荡的百年史》是日本战后第一位首相吉田茂1967年为《大英百科全书》年鉴卷首版写的论文。旋即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作为日本战后声誉最隆、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首相,吉田茂凭借其政治家的宏伟视角与独到眼光,从政治、经济、教育各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百年发展史,阐述日本如何借助民族与国民自身的力量,在瞬息万变的世界格局中紧紧把握机遇,由一个贫瘠的岛国走向振兴,又从战后一无所有的废墟中重新屹立,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过程。
    《激荡的百年史》真正闪亮的地方还在于它提出的富有创想力的治国方略。这些治国方略得以最终实施,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政府与人民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而另一方面也是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国际环境,正如吉田茂在书中所言,日本“有生逢其时,凭借幸运的一面”。
   本书以简短深刻的语言、珍贵丰富的历史图片,带你重新走进日本的百年沧桑,认真品读日本民族坚忍奋进的独特文化。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被三联书店评为“20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100本书”之一。

馆藏分类号:K313/14

 

3.《刷盘子还是读书》
    《刷盘子,还是读书?》以比较分析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脉络为主线,但作者钟庆先生并非经济学的科班出身。不过,在这本书中,作者这方面的知识也许并不重要。实际上,你将会发现,真正吸引你的,是他分析经济问题的“工具”——自然科学。而这正是一个工学博士最拿手的。
    该书的观点与中国经济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批判”一章中,作者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坚信的、并用于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比较优势理论”。他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于中国有害的理论。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适宜发展资本、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通过贸易得到比较优势利益;同时也使进口这类产品的发达国家因付出相对较低的价格而获得比较优势利益。
   “追根溯源”从中日两国19世纪同时被西方的舰炮打开国门开始,直至当今,纵横一百多年的历史,穿梭于两国的社会阶层、对外战争、经济发展、精神文化等各个层面。在一场恣肆、跌宕、雄伟的思想之旅后,作者在最后一章,将全书收于简单而深刻的强国之道:民族责任、长远眼光、科学精神。

馆藏分类号:F124/19

 


2012第二

    在本期中,编者推荐了《万历十五年》、《文武北洋》、《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三本书,试图通过这三本书来改变读者早已习惯的对所有历史事件的固定讲述,进而探究一下历史的真相。

 

1.《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同时,我们读到戚继光、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李贽等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给历史留下的影响,更可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书中作者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本书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黄仁宇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作者将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观点: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则黄仁宇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
    本书作者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一九六八~一九八零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本书英文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中文本问世后,获得如潮好评,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生的案头必备书,并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馆藏分类号:K248/6

 

2.《1912~1928:文武北洋》
  颠覆历史的谎言,拨开迷雾认前朝《1912~1928:文武北洋》是一本让人拿起了就放不下来的著作。  这本书写了“北洋”时期的九位名人,五“武”(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四“文”(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文武北洋”的书名由此得来。   正如作者所感喟的:“在政治运动阴影里生活过太长时间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对所有历史事件的固定讲述,谁还有心思与机会去自己翻阅或求证一下事实的真相?” (《文武北洋》,262页)。 “北洋”并非遥不可及的时代,这本书所描述的某些人士,离去的时间甚至只有三十余年,可是,不独如今的青年人,即便是中老年人,绝大多数也已对那段历史以及演绎那段历史的重要人物感到遥远、隔膜、恍惚,脑海中的印象仅仅是各类教科书中的政治定论,空洞,干瘪,峻言厉色。提起“北洋”,除了由简单、粗暴的教科书结论所形成的空荡荡的恶感,谁还会有活生生的具体感悟呢?
   《文武北洋》用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让大众经受了一次剧烈的冲击,与“定论”迥异,北洋历史的诸多景观全翻了一个个儿,其全貌也由此凸现出前所未有的别样状态。作者努力于“寻找与发现”,通过寻访北洋时代一些巨子的遗迹(如故居、主要政治活动场所、墓地等),“以他们的遗迹为平台”,倾吐他对近代史的独特思考与体悟。
对于北洋时代,我们想说的太多了,而我们所知的仍嫌太少。正如有的学者所感喟的:“往往,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新闻。”史学家固然身负澄清史实的学术责任与明辨是非的道义责任,而作为一般人,我们也有责任与义务去追求澄清史实与明辨是非的历史情怀。毕竟,扼杀、摧毁人们的历史记忆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

馆藏分类号:K820.6/4

 

3. 《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上、下)
    那是信仰坚定的时代,那是怀疑一切的时代,那是阳光明媚的季节,那是黑夜凝重的季节,那是满怀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绝望的冬天,人们拥有一切,人们一无所有,人们直赴天堂,人们直堕地狱。
    本书是一部围绕1957年反右运动的长篇纪实。文本的素材来源于大量的亲身采访记录、国内外研究资料、回忆录及作者螅怪那 段历史的深入思考,力图在历史与文化的双重参照下,全方位、立体地再现与反思那段历史。
    本书主要刻画了一批在1957年反右前后,在一波高过一波的历次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生动表现。有章伯均、罗隆基这样的大“右”派,也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他们在反右运动中既有独立的反应,同时又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相互作用。有权力夺中的你死我活,也有对中国前途的岐见有阔大的“阳谋”,有涉小的背叛,有来自朋友的卑劣冷枪,也有大众盲昧的慷慨激昂。更多的是信念崩坍瞬间的巨大失落,以及怪诞荒谬的历史时刻到来时的莫名错愕。 竭力真实详尽的记录,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也是它对那个时代具独有的纪念。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曾自语:俄国无产者,你们还记得我吗?苏联元帅朱可夫死后,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他为自己的士兵哭泣过吗?临终之时,他想起了士兵吗?

馆藏分类号:I253/132(Ⅱ)、I253/132-2(Ⅱ)